文/张振利（云南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1958年3月科学出版社重印的《通鉴胡注表微》对1945年、1946年分两次正式发表在《辅仁学志》的书稿加以修订，除整条删除《边事篇》2条外，主要有订讹、增新、删旧、修改等形式。
尽管陈坦谦称《通鉴胡注表微》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旧作"，但“科学版”的修订则是他经历思想改造，在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站在无产阶级人民立场上，对旧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充分体现了陈垣晚年史学思想由旧转新的过程，最终实现由爱国史学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变。
展开剩余97%（关键词）《通鉴胡注表微》；修订；史学思想；转变
被陈垣谦称为“学识的记里碑”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与方法论价值的史学名著，既是他一生治史成就的标志性总结，也是他治学道路由爱国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升华的成功典范。
自该书首次出版70多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表微学”已呼之欲出。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该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全书所引胡三省注语的条数、1958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所作的修订等，仍存在似是而非、语焉不详之处。
鉴于此，本文遵循陈垣“校书虽小技，可以悟道”之教，拟在辨析《通鉴胡注表微》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通过比对最早发表在《辅仁学志》与正式由科学出版社版的两个版本（以下分别简称“辅仁版”“科学版”），钩稽“科学版”所作修订的类型与具体内容，探究陈垣晚年由爱国史学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转变过程。
陈垣1945年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一、《通鉴胡注表微》版本
《通鉴胡注表微》版本系统并不复杂。目前所见有7个版本，可概括为“前三后四”。所谓“前三”，指陈垣生前出版过3个版本。一是首次于1945年12月、1946年12月发表的《辅仁学志》版，二是1958年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发行的科学出版社版，三是1962年的中华书局版。“后四”则是陈垣身后出版的4个版本，分别是1993年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援庵先生全集》本、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2009年安徽大学出版社《陈垣全集》本、2011年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
其中，“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又于2017年1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时出版纪念版。从版本源流的角度说，“辅仁版”是《通鉴胡注表微》的“祖本”。
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右一）看望陈垣
“中华版”是20世纪60年代科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出版分工调整的产物。
从形式上看，“中华版”沿用了“科学版”的版型。
内容上，“中华版”对部分条目作了改动，如《考证篇》“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条、《伦纪篇》“后晋齐王开运元年”条、《货利篇》“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条。甚至还存在标点符号错误，余穗祥1963年9月15日致信陈垣，“顷据粗读一过中，似觉（表微）第72页7行5字下所作引号上端反向”。他所见到版本为“中华版”，“科学版”此处标点不误。
由此可见，“中华版”与“科学版”是独立的两个版本系统，并非陈智超所说的“中华书局版与科学出版社版的区别，只是‘内容提要’稍详”。
此后各本都出自“科学版”或“中华版”。2009 年安徽大学出版社《陈垣全集》本、2011 年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在出版后记中明说所据为“中华版”。
为辨析台湾新文丰《陈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的版本源流，现将各版本异同列表1如下：
通过比较文字异同可以看出，《陈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源自“科学版”。至于陈先生在与亲友往来函件中提到的付印本、油印本，属于《辅仁学志》发表前尚未最终定稿的“征求意见稿”，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可惜未能得见。
刘乃和参与了《辅仁学志》发表时的校对工作，将印刷厂排版完毕退回的一校稿中的第8篇、第9篇，第11至20篇装订成册，陈垣题名《通鉴胡注表微校稿》。上面除“校正的字迹”外，还有陈垣“校改和批写的手迹”，弥足珍贵，但也未能见到。
至此，《通鉴胡注表微》的版本源流可示意如图1:
二、“辅仁版”刊印前的修订
由于没有见到“辅仁版”刊印前的“付印本”“油印本”及刘乃和手订的《通鉴胡注表微校稿》，无法得知陈垣征求亲友修改意见后采纳情况，以及对《辅仁学志》一校稿的修改，因此在没有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辅仁版”刊印前的修订是指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撰写过程中不断对原定写作计划的调整和修订，重点是篇目名称和条目总量。
第一，篇目名称修订。为清晰展示《通鉴胡注表微》篇目名称的变化轨迹，列表2如下:
1945年1月底时，陈垣设计的篇目有24篇。半年之后，至7月写完《通鉴胡注表微小引》并发表在《文史杂志》上时改为22篇。
所做的修订有删《旧文》《相业》《君道》，改《校雠》为《校勘》、《纠谬》为《辩误》、《治术》为《治道》、《兵事》为《兵略》、《边情》为《边事》，增《释老》，颠倒原来《民心》《夷夏》的顺序，改为《夷夏》《民心》。
1945年12月首次在《辅仁学志》正式发表时，删前篇《察虚》、后篇《兵略》，改《治道》为《治术》，最终定为目前通行的 20篇。
同时，他阐述了拟立而未设《氏族》篇、删掉《兵略》篇的原因。如《考证篇》“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条：“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
《评论篇》“唐文宗太和七年”条：“胡林翼撰《读史兵略》，于《鉴注》之言兵事者，几全部收入，其推重可想。然古今异宜，兵不可以纸上谈也，故《表微》始立《兵事篇》而复删之。”
此处称“兵事”，可见他仍沿用1945年1月设计的篇目名，而非发表在《文史杂志》上的“兵略”之名。
第二，条目总量的修订。
1945年1月31日陈垣在致陈乐素函中提到已搜集材料“一千一百余条”，从中精选并撰写按语，“每篇三十至七十条”。
1945年7月，发表在《文史杂志》的《通鉴胡注表微小引》说:“今特辑其中精语千数百条”，“十余万言”。
1945年12月发表在《辅仁学志》的《通鉴胡注表微小引》说：“今特辑其精语七百五十条”，“都十八万言”。
经笔者统计，“辅仁版”共有736条，比《通鉴胡注表微小引引》所说的750条减少14条。估计是被他在付印后正式出版前删掉，正如他致方豪信中所说：“虽已付印，但未出版，尚可修改。”
三、“科学版”的修订
对“科学版”的修订，陈垣说：“全书除稍删动个别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动，以为我学识的记里碑。”
陈智超说，“科学版”未收“辅仁版”目录后陈垣1945年冬至日写的一段识语，“又《考证篇》的叙录中，辅仁版作‘考证为史学之门’，科学出版社版改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此外，科学出版社版还删去《夷夏篇》中两条条文。其余没有改动。辅仁版只有句逗，科学出版社版改为标点符号，并增补了‘征引书目略’及‘内容提要’。”
实际上，“科学版”的修订既不像陈垣说的那样轻描淡写，也远比陈智超总结的复杂得多。
（一）修订概况
经检对，“科学版”整条删掉“辅仁版”《边事篇》”唐太宗贞观十八年”2条，共 734 条。其中，对格式、内容的修订有103条，书14%。此外，还对《校勘篇》《考证篇》《臣节篇》《伦纪篇》《夷夏篇》《民心篇》《释老篇》小序加以修订。现将各篇修订情况列表3如下：
从格式上看，“科学版”的修订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按照陈垣设计的《通鉴胡注表微》体例，所引《资治通鉴》原文出于同一年份的数条，第一条标注纪年，紧随其后的第二条、第三条则标“又”字。如《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货利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均有2条，“科学版”分别在第二条“（臧）质又与魏众书曰”“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前加“又”字。
另一方面，“科学版”统三注文后标注所引卷次。修订时对“辅仁版”缺少卷次之处加以增补。如《本朝篇》“晋穆帝永和三年”条补“卷九七”，“晋安帝义熙四年”条补“一一四”，“梁简文帝大宝元年”2条补“一六三”，《书法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条、“周安王五年”条补“卷一”，《夷夏篇》“晋安帝隆安三年”第二条、第三条补“一一一”。
从内容上看，修订条目不但数量多，而且类型复杂。
“科学版”个别条目的修订，绝非“稍删动个别字句”。
有的条目属重作，如《释老篇》“唐敬宗宝历二年”条。
有的条目则推翻原来的结论，如《臣节篇》“晋简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条。
甚至对同一条内容的修订，不是单一使用增补、删除、改动等方式，而是综合使用两种甚至多种手段。
如《夷夏篇》小序的修订就是删、改兼具的典型例证。“科学版”删掉2处，一是“非中国之自大也”，二是“且每显著一次，中国民族即扩张一次。其同化力之强大，不可思议”。改动3处，一为改“根于天性”为“出于自然”，二为改“当中国强盛，天下一家时”为“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三为改“中国被侵陵”为“当国土被侵陵”（见表4）。
(二)修订的具体情况
具体而言，“科学版”在内容方面的修订大致有4种情况。
1、订讹。修订“辅仁版”的讹误，包括引书卷次、地名、人名以及文字的讹脱。
一是订正引书卷次之讹。《书法篇》“开元九年”条《容斋随笔》，“输仁版”作“容斋五笔二”，“科学版”改“容斋五笔六”。
二是订正地名之讹。《避讳篇》“周赧王四年”条以“常山”为例论述因避讳改地名，“辅仁版”作“唐乾元间复为恒山”，“科学版”改“恒山”为“恒州”。
三是订正人名之讹。《评论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条，陈垣认为胡注“舍功录过、自戮良将”之语有感于四川制置使余玠及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之死而发。“辅仁版”误“玠”为“价”，形近而讹。
四是订正引文内容之讹。《评论篇》“晋武帝太康元年”条引《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一夫”即“独夫”，“辅仁版”误作“匹夫”。
《治术篇》“唐高祖武德九年”条引《论语·泰伯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辅仁版”将“人而不仁”误作“仁而不仁”。
《夷夏篇》“晋安帝隆安三年”条引《癸辛杂识续集》下“为人告之官，遂罢去”，“辅仁版”误作“为人告之院”。
五是订正内容之讹。《夷夏篇》“陈武帝永定二年”条，“辅仁版”作“通婚而普通，则夷夏不复能辨矣”，“科学版”改“通”为“遍”，亦形近而讹。
六是订正脱字。《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条，“至正朔之在江南，乃当时民族意识所公判”,“辅仁版”脱“时”字，误作“乃当民族意识所公判”。
2、增新。增加新的内容，大致有4种类型。
一是增加解释性文字，类似随文自注，使文意表述更清楚。如《解释篇)“陈武帝永定二年”条“事见《癸辛杂识别集》上”后补“仁近仇远字，虚谷方回字”。
《考证篇》“唐懿宗咸通元年”条末句“张魏公浚，谥忠献，子栻，号南轩，字敬夫，避讳作钦夫。赵忠简鼎。陈君举傅良。《光尧实录》即《高宗实录》”为新增，分别解释了上文出现的人名、书名。
《辩误篇》“唐高宗上元元年”条“顾字双关”后补“作‘乃”字讲可，作‘顾氏’讲亦可”，解释了“双关”的具体含义。”
《评论篇》“梁武帝太清元年”条“高澄以‘狗脚朕’为詈，此古语之仅存者”后增“今北俗谓之茧”。这是以今语解释古语的典型。
《伦纪篇》“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条所增内容解释了“夫己氏”的出处及释义。“所谓夫己氏者，出《左·文十四年传》，犹言‘那个人’”。
二是增补书名、卷次、人名、时间等，使文意表达更严谨、准确。
《本朝篇》“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第二条“据北平图书馆藏元本残帙”的“元本”后增“《通鉴》”。
《劝戒篇》“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条，改“《南唐书》论曰”为“《南唐书》九论之曰”，增加所引《南唐书》的卷次。
《货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条“唐自僖宗乾符以后，王仙芝、黄巢相继动乱，政府威严不复能保护特殊阶级，所谓乱世也”中“所谓乱世也”前增“身之”，将“乱世”判断者由他本人改为胡三省。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第二条“是时中原虽为魏所据，而其民皆曾奉正朔，固不忘中国也”的“正朔”前增“汉晋”。
《货利篇》“后晋高祖天福元年”条“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一句前增“元初”。
《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改“则当时必有贻其口实者”为“则当时朝政必有贻人口实者”。
三是增加“所谓”或“历史上所谓”，转变原来的阶级立场、民族立场。
《劝戒篇》“汉景帝后元年”条“身之盖有感于当时所谓‘奴告主’之事也”，《劝戒篇》“后汉高祖乾祐元年”第二条“临安既亡之后，所谓士大夫家为奴仆上变”中的“所谓”都是修订时新增，其阶级立场也由维护统治者转向同情受压迫之人。
《解释篇》“汉光武帝建武七年”条“凡易姓之际，新旧势力移转，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其中，“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一句为修订时新增。
《夷夏篇》“晋元帝建武元年”条“借王命自重，犹言拥护中央，其始叛晋者匈奴羯耳，鲜卑氐羌，犹奉王命，及晋内乱不已，坚凝之力衰，乃各据地自立，而成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之局”一句中，“历史上所谓”为修订后新增。
由此可见，陈垣的民族立场发生转变，淡化了“五胡乱华”价值评判中的民族感情色彩。
四是增加“谓”“更”“有时”“能”等表示程度、条件的词，使结论更加严密、科学。
《出处篇》“汉献帝建安十九年”条，“科学版”于“后之读史者勿泥范晔之笔而疑予之言云云”前增“谓”字。变间接引用为直接引用，使严衍《通鉴补》的原文与陈垣的推论更加易于区分，有效避免“予”字产生歧义。
《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至于智识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则朝政之不浃人心更可知矣”中“更”字新增。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条“此言民族观念之有时不可恃也。‘抚御有方，民安其生’，则忘统治者之为谁氏矣。南北朝能对峙二百余年，亦以其政丑德齐，不足以相胜也”中的“有时”“能”“亦以其”为修订时新增。
3.删旧。删除“辅仁版”中原有的词句。抛开被整条删除的《边事篇》2条不论，大致有3种情况。
一是删汰冗词，使行文简洁明了。如删掉引文句末的“云”“云云”。
《本朝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条引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感慨篇》“唐昭宗天复三年”第二条引《读史管见》廿七，均删引文句末“云”字。
《出处篇》“王莽地皇二年”条引《温公集》七十《龚君宾论》,《生死篇》“宋明帝泰始二年”条引赵绍祖《通鉴注商》，均删引文句末“云云”二字。
二是删除具有强烈时代感、责当政，及斗争性极强的句子。
《治术篇》“陈宣帝太建十三年”条，删“辅仁版”末句“虽然，生活随社会之进步而日高，赋税随国家之需要而日重，此必然之势也。故谋国者以生产为上，绝营私次之，望今后赋税之轻，似不可能也”。
《治术篇》“武后长寿元年”条，删“辅仁版”末句“夫爱惜物类，仁也。仇视人类，妒也。妒心大，仁心小，不足以相胜，遂矛盾至此，惜无人能格其非也”。
结合《通鉴胡注表微》撰写的时代背景，显然有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赋税沉重、横征暴敛、不恤民命之意。时过境迁，则与实际不符。正如他在《边事篇》“陈长城公祯明二年”条所说，“史家记事，只随时代所见之需要以为去取。史识远者，或能预见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记之，不能巨细毕载也”。
《边事篇》“晋元帝大兴元年”条删“终为人禽”4字。所谓“人禽”，是以金末“反侧于二国之间”的李全、李璮父子指代抗战期间那些丧失民族立场、投敌叛国之辈，具有强烈的斗争色彩。正如《劝戒篇》“后汉高祖乾祐元年”条所说：“争啖其肉，非果有其事也，史言人之恨之，不比于人类，而以为食兽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引敌人残害宗国者，可为寒心矣。”
三是删除个人情感强烈、主观色彩浓厚的评论性言论。
《伦纪篇》“梁元帝承圣元年”条，删“辅仁版”首句“此纯是感情作用”。
《边事篇》“汉高帝七年”条，删“辅仁版”末句“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子为父隐，为尊者讳也。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
此外，还删除了对石勒、方腊等历史人物言行评价中主观色彩强烈的言辞。前者见《边事篇》“晋成帝咸和七年”条，删“悍哉”。后者见《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删“备极楚毒”“呜呼，酷哉”。
4.改动。在《通鉴胡注表微》的修订中，改动的情况既多且复杂，大致可归纳为5种情况。
一是改民国纪年为公元纪年。
《通鉴胡注表微小引》落款改“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为“一九四五年”,《本朝篇》“后晋高祖天福元年”条改“民国三十一年”为“一九三二年”。
《避讳篇》“后汉隐帝乾祐三年”条“今民国三十四年”改为“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
推而广之，将作为时间概念的“民国”改为“辛亥革命后”。
《感慨篇》“唐宪宗元和四年”条“至辛亥革命后乃一扫而空之”中“辛亥革命后”在“辅仁版”中作“民国”。
二是修改带有封建主义残余、政治色彩浓厚的词语。
《劝戒篇》“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条“淮西既平，帝浸骄侈，皇甫镈、程异以数进美余并拜相，裴度、崔群争之不得，河朔功烈未终，宪宗卒以多欲陨于弑逆，惜哉！”
其中，“帝浸骄侈”“宪宗卒以多欲陨于弑逆”中的“帝”“宪宗”在“辅仁版”均作“上”。
《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改“搢绅之士”为“士人”,《臣节篇》小序，改“君主时代”为“其时”。
《臣节篇》“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条，改“曾文正”为“曾国藩”。
以上修改均是去除封建主义立场词语。至于《夷夏篇》“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条改“边区”为“边疆”，则是由于“边区”一词政治色彩浓厚、学术意味不足。
三是修改原有文字表述，使结论更科学、严谨。
《臣节篇》“晋简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条，陈垣对比胡三省注文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五对东晋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的评价，总结说：“其为论与身之同，盖本之身之也。正学为身之同里后辈，而不甚提及身之。”
此论断在“辅仁版”作“其为论与身之同，然未必本于身之也。正学虽为身之同里后辈，而不甚知有身之”。此条改动最大，推翻原来结论，将方孝孺的评论“然未必本于身之”改为“盖本之身之”。删“虽”字，改方孝孺“不甚知有身之”为“不甚提及身之”，结论更严谨。
《边事篇》“汉高帝七年”条改“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一字之改，体现了陈垣对史学“求真”与“致用”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考。
《边事篇》“陈长城公祯明二年”条改“括则可随意整改”为“集括则可整改文字”。删掉“随意”，消除了以剪裁改写为特点的“染括”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主观随意性。
《民心篇》“陈宣帝太建十二年”条，改“杨坚之篡周，等于王莽之篡汉”中的“等于”为“有类”。应该说，历史上两次王朝更迭，无论怎样高度相似，都不能断定为“等于”。改为“有类”，既摆脱了王朝循环史观的影响，也放弃了简单类比的史料分析方法，表述更严谨、科学。
四是修改字词以因应改变引书方法、避免重复用词的需要，使行文更流畅通达。陈垣说：“史家运用史料，有引用及槳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则可增改文字。”
《评论篇》“晋穆帝永和八年”条引用《齐东野语》卷十九“嘉定受宝”的记载，改“先是”为“云”。
《感慨篇》“唐代宗大历三年”条,改“《六典》语见兵部五”为“《六典》语见卷五兵部”。两条修订均变“隐括”为“引用”，便于读者分清《齐东野语》《唐六典》引文与《通鉴胡注表微》正文。
《出处篇》“王莽地皇二年”条改“今《叠山集》存诗不过数十篇，而龚胜之名叠见”一句中的“叠见”为“屡见”。从字面上看，改“叠见”是避免与《叠山集》一句重复“叠”字，使行文顺畅。
五是修改词句以适应阶级立场、民族立场改变的需要。
《出处篇》“唐僖宗广明元年”条，将“辅仁版”末句“陆放翁盖以尹师鲁人格信之，君子善善从长，故身之取以为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贤子孙哉”改为“然公山之召，可为东周；佛肸之往，无伤坚白，亦不必为日休辨矣”。
陈垣此论是针对皮日休曾受黄巢翰林学士一事而发。“辅仁版”关注因后世子孙的功业洗刷祖宗从贼的污点，故感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贤子孙哉”。“科学版”则以孔子两次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譬喻，一则“可为东周”，一则“无伤坚白”，对皮日休出处搁置不论。前后论断的改变，取决于对黄巢起义的不同评判，关键是陈垣阶级立场的转变。
《考证篇》“陈宣帝太建十四年”条改“曷足夸乎”为“宁足夸乎”，《夷夏篇》“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二条改“不同族类”为“蔑视之甚”，《民心篇》小序改“有时竟不足恃”为“有时并不足恃”，3处修改则是由陈垣民族立场改变导致。
四、陈垣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
陈垣对《通鉴胡注表微》的修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如《夷夏篇》《边事篇》因牵涉民族关系、边疆治理、周边政治等问题，故修订很多。这些修订内容是探究陈垣晚年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材料，可以增加新的思考维度，丰富其史学思想转变的内涵。
(一)阶级立场的转变
一是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彻底修正没有站稳人民立场前的学术观点。陈垣运用阶级分析法，修正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污蔑之称。
《民心篇》小序增加“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一句，体现了其人民立场。
《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谓“盗之起”不外乎生产“不足”与分配“不平”，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农民起义的原因。
他重新评价了南宋末年方腊、范汝为起义。《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增加了方腊起义前的动员演说，新增220字左右。他对这些“号召之词”的定性，由“辅仁版”的“为后世司民戒”改为“令人兴奋”，足见其立场的转变。
同时，他对“辅仁版”中的“盗”“盗贼”“反动”“动乱”等词加以删改。
《边事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条，“辅仁版”作南宋初福建士人施宜生“误人范汝为党为盗”，“科学版”删“误”“为盗”。
《边事篇》“唐昭宗乾宁四年”条删“盗亦有道也”。
《夷夏篇》“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条改“此有感于元初盗贼之众也”的“盗贼”为“叛乱”。
《民心篇》“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条改“南人不服，反动四起”的“反动”为“叛乱”。
《货利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条删“盗贼四起”。
《货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条，改“王仙芝、黄巢相继动乱”的“动乱”为“而起”。
二是深刻认识并巧妙处理维护国家利益与站稳人民立场的辩证统一关系。
他既谨慎使用“阶级”“革命”等词，又修正国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政治观点。
《治术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条、《夷夏篇》“晋怀帝永嘉三年”条，均将“智识阶级”“知识阶级”的“阶级”改为“分子”。
《民心篇》“晋武帝太康十年”条，改“明此前之革命，胥为内政之争”的“革命”为“易代”。
可见，在“阶级”“革命”等词被时代赋予新的政治内涵背景下，与其因把握不准导致使用不当，不如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弃而不用。
同时，《边事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条，“辅仁版”作“边境之靖扰，盟约之守渝，皆与国内之治乱相消息。我苟有隙可乘，彼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为之勾结，则边境将无日宁矣。故欲弭边患，当先清内乱”。“科学版”改“彼必狡焉思逞”为“敌必狡焉思逞”，删“故欲弭边患，当先清内乱”。
《边事篇》“唐德宗贞元七年”条，将“蛮虽开化稍迟，其性固与人无异，抚之则宁，虐之则乱”中“抚之则宁”改为“安之则宁”。
在他看来，边疆靖扰与国内治乱密切相关，而国内治乱的关键在当政者主动实施有效治理，使“有隙可乘”变“无懈可击”，与“欲弭边患，先清内乱”无关。
至于由“抚”到“安”的改变，则从侧重当政者采取的手段变为使所谓“开化稍迟”之“蛮”安定的目标导向，充分体现了陈垣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与撰写《通鉴胡注表微》“责当政”的初衷。
(二)历史观的转变
一是摒弃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正史”观。《感慨篇》“唐宪宗元和四年”条，“辅仁版”作“正史中立《宦官传》者十史，士大夫所日与争朝衡者，皆此辈也”，“科学版”改“正史”为“廿四史”。
所谓“正史”，无疑是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改为“廿四史”则成为客观描述，没有了封建思想笼罩下的价值评判。
二是破除信奉天命、否定人力的唯心史观。
在“辅仁版”中，陈垣的“天命史观”往往以“天性”“天生”“天道”等出现，“科学版”对此逐一修订。删改“天性”有2处。
《治术篇》“唐昭宗天复二年”条，改“天性”为“常情”。
《夷夏篇》“晋安帝隆安三年”第三条，删“根于天性”。
删改“天生”的也有2条。一为《货利篇》“唐僖宗文德元年”条，删“与生俱来，所谓性相近也”。二为《货利篇》“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条，“辅仁版”作“然何以不同，则由于修养者半，由于天生者半”，“科学版”将前两句改为“二人盖修养不同耳”，删“由于天生者半”。
删改“天道”的有《货利篇》“后汉高祖乾祐元年”条，将“事之巧有如此者，故曰天道好还”修订为“《册府元龟》四九一采其事入殃报门，足为好货者当头一棒也”。
同时，他还修正了将王朝兴亡归结为天、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
《臣节篇》“唐德宗兴元元年”条，“科学版”改“岂知天未弃唐”为“岂意唐竟未亡”。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条，删末句“天盖欲使鲜卑民族同化于中华也，奈之何哉”。
《夷夏篇》“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条，删句末“非人力所能强也”。
三是树立“崇尚自然”的朴素唯物史观。
《评论篇》“晋元帝太兴四年”条，胡三省注释：“王敦之所忌，周访、祖逖。访卒而逖继之，宜其益无所惮也。然温峤、郗鉴诸人已在，晋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应世，世变无穷，而人才亦与之无穷，固非奸雄所能逆睹也。”
陈垣说：“身之论史，颇信任自然，可于此论见之。”其实，这一评论也是“夫子自道”，陈垣与胡三省一样，“颇信任自然”。
“科学版”《夷夏篇》小序改“内外亲疏之情，根于天性”为“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
“自然”是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一般释义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毋庸置疑，其中蕴含着朴素唯物史观的合理因素。
(三)民族观的转变
一是全面总结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经验。
一方面，强调各民族和平交往是主流，主合不主分。
《考证篇》“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条集：“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
另一方面，强调冲突是支流，归根结底促成更持久、深人地和平与交融。
“辅仁版”《边事篇》中被整条删除的“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条即为例证。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辅仁版’作‘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说：“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之余威，依中国之大援，还主部落。薛延陀虽据漠北，突厥之种类，与铁勒诸部旧属突厥，闻俟利苾之来，恐翻而从之，故甚恶焉。”
陈垣说：“天性者出于自然，非人力所强而致。然夷狄亦有以小陵大者，此出于偶然，不久必终为大种所克服。盖大种自有其力量与度量，天实为之，逆天者多见其不知量也。”
结合《通鉴胡注表微》撰写的时代背景，此条虽讲历史上民族冲突间的“以小陵大”，却暗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逆天”，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强烈信念。因此，此条被删，隐含着历史上“夷夏”话语体系“内外”边界有待廓清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值得认真探究。
二是强调增进民族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他认为，民族交融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而非以“通婚”“衣服”为条件的“同化”。
《夷夏篇》“陈武帝永定二年”条，将“辅仁版”中“通婚为同化最重要条件”改为“二族通婚融洽最易”，“隋唐以后之鲜卑，悉同化为中国人”改为“隋唐以后之鲜卑，悉成为中国人”。
《夷夏篇》“陈宣帝太建十一年”条，“辅仁本”作“衣服亦同化条件之一，北朝至此，遂完全同化于华，故有唐一代，民族意识不显”，“科学版”删首句“衣服亦同化条件之一”，改“同化”为“无异”。
同时，陈垣对“辅仁版”中的“同化”一词加以删除。
《夷夏篇》小序删“且每显著一次，中国民族即扩张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议”一句。《夷夏篇》“晋惠帝永兴元年”条删“其同化尚浅”中的“同化”，改为“为日尚浅”。
此外，改“同化”为“混同”“同”“华化”。
《夷夏篇》“晋惠帝永兴元年”条，改“同化于我”为“混同于汉”。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条，改“则同化为中国人矣”为“则同为中国人矣”。
《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第二条，将“然是种珍域，非俟鲜卑同化后，终不能泯除”中的“同化”改为“华化”。
三是主张消除民族畛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方面，陈垣删改了“辅仁版”《通鉴胡注表微》含有“中华”自大的字眼以淡化所谓“五胡”民族自小、自外的民族意识。
如《考证篇》“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条，将“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混，然后见中华之大”一句中的“混”改为“合”,“大”改为“广”。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条删“中国民族老而不枯、日以庞大者此也”中“日以庞大”4字。
《边事篇》“唐太宗贞观三年”条，“辅仁版”作“隋唐之交，华人固有入北避乱者，然自五胡乱华以来，北人华化者不可胜计，隋唐混一而后，涵容孕育，又数百年，中华民族遂日以强大，非偶然也”。“科学版”改“中华民族遂日以强大，非偶然也”为“遂与诸华无异矣”。
另一方面，他大力表彰和称颂以刘渊为代表的匈奴“自居于华”。
《夷夏篇》“晋惠帝永兴元年”条，“（刘）渊之兴，国号汉，本欲自居于华，惜乎为日尚浅，未能泯然无间也”，“自居于华”四字，“辅仁版”作“自混于华”。主张通过“沾被华风”等方式消除民族畛域，使羯、鲜卑等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真正实现“泯然无间”，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边事篇》“晋成帝咸和七年”条，“辅仁版”称石勒“盖其沾被华化已久，故昌言攘夺不之讳”，“科学版”改“华化”为“华风”。
(四)国家观的转变
一是实现从传统王朝国家、国民党专权独裁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王朝国家观念语境下，“社稷”无疑是国家的常用代名词。以国民党政权推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时，“中央”则成为威权政治的常用语。因此，陈垣对“辅仁版”中的“社稷”“中央”加以修订。
《感慨篇》“梁武帝太清二年”条，“科学版”改“辅仁版”中“故夫侈言‘不伤一兵，不折一矢，而能复社稷’者，皆受人卵翼，暂假空名，使自戕其宗国，亦终必亡而已矣”的“社稷”为“国”;《治术篇》“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条，修订“辅仁版”中“苟中央有强有力之政府，则割据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的“中央”为“国家”。
同时，他将传统王朝国家表述中的“天下一家”改为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统一”，谨慎使用“中国”一词，体现了他对贯通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严谨与慎重。
“科学版”改《夷夏篇》小序“中国强盛，天下一家之时”为“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改“中国被侵陵”为“当国土被侵陵”。
二是厚植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
《伦纪篇》“汉高后八年”条，“辅仁版”作“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为国为亲，则不能顾及友矣。伪齐之立，有背君亲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而已矣。”
“科学版”将“为国为亲，则不能顾及友矣”改为“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将“有背君亲而从刘豫者”改为“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将“国”单列的同时，改“君亲”为“祖国”，充分体现了其浓郁的爱国主义家国情怀。
三是表彰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增强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念。
《夷夏篇》“晋穆帝永和五年”条，改“明中国人虽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于忍无可忍也”中“明中国人虽和平”为“中国人虽爱和平”。
《夷夏篇》“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条，陈垣引《宋书·氐胡传》杨盛告诫其子杨玄“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善事宋帝”之语，评论说：“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
其中，句末“中国人所以有信心恢复中原也”为修订后新增。在当时抗战早已胜利的背景下，新增此句则表达了中国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心与信念。
四是正确处理历史上的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在传统中国周边政治话语体系中，尤其是在当时的“藩属体制”框架下，视周边国家为“诸蕃”、视国际交往为“怀柔远人”的表述司空见惯。陈垣抛弃以大国自居的文化立场，以睦邻友好替代历史上的怀柔之道。
《边事篇》“唐高宗调露元年”条，“科学版”改“诸蕃”为“诸国”。
《边事篇》“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条，将“皆非大国怀柔远人之体”改为“皆非和睦远人之道”。
“辅仁版”《边事篇》“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条被整条删掉就是因涉及唐朝“高丽入中国版图”问题。此条被删，除当时政治背景与现实需要外，其实也符合他“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的主张。
(五)文化观的转变
一是摒弃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
《通鉴胡注表微·伦纪篇》集中体现了陈垣传统伦理观。《伦纪篇》小序的修订集中反映了其思想的改变。
“伦纪为人类所共有，无间华夷。不过世治则修明，世衰则败坏而已。伦纪之坏，多由感情，感情之伤，多由谗构，谗构之起，多因权利。故感情如薪，权利如火，谗构如风。欲维持所谓伦纪者，非敛感情，远权利，防谗构不可”，其中,“欲维持所谓伦纪者”一句，“辅仁版”作“欲维持固有伦纪者”。从“固有”到“所谓”的转变，表明他祛除了思想上的封建伦理道德。
二是摒弃文化自大心态，倡导各民族团结平等。
一方面，删除“辅仁版”存在的文化“自大”之词。
《夷夏篇》小序删“非中国之自大也”,《夷夏篇)“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三条删“可见中国同化力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删句末“夫子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此中国所以为大也”。
另一方面，删除有伤民族感情的语句。
《边事篇》“汉高帝七年”条：“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基于此，《边事篇》“晋武帝太康十年”条删“示四夷以宽大”，“唐太宗贞观元年”条删“而能用夏变夷”。
他特别修订了“羯人”“夷狄”“蛮”“夷”等词。
如《边事篇》“晋成帝咸和七年”条改“史称石勒为羯人”为“史称石勒为羯”。
《边事篇》“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条改“夷狄安得不窥伺乎”为“敌人安得不窥伺乎”。
《边事篇》“唐昭宗乾宁四年”条改“蛮”为“民”。
《生死篇》“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改“仕于夷者”为“仕于敌者”。
《生死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条改“明宗虽出夷狄”为“明宗出于异族”。
三是摒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
《边事篇》“后梁均王贞明三年”条，陈垣论述述律后、乃马真后“晚年所遇相同”之后，删除“辅仁版”中“所谓唯家之索也”一句。
《货利篇》“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第二条，于“身之以‘倡婢’斥刘后”之后，改“亦欲为妇女好货者当头一棒耳”为“特欲为妇女好货者警耳”。
(六)宗教观的转变
一是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宗教对国家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释老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条，改“此叹僧徒之为人利用”为“此叹僧徒之受人驱迫”。
此前视僧徒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修订后则将僧徒列入受封建统治者“驱迫”的奴役对象。
《释老篇》小序表彰胡三省“于释老掌故，类能疏通疑滞，间有所讥切，亦只就事论事，无辟异端习气，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之攘臂而争者不同，足觇其学养之粹，识量之宏也”。
其实，这一评价也集中阐述了陈垣的宗教观。他将“辅仁版”《通鉴胡注表微·释老篇》小序“吾国号称大国，何所不容”改为“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反映出他放弃了对中国无所不容、动辄称大的传统话语表述方式，深刻认识到宗教与民族的密切联系，以及宗教争端对国家的危害。在他看来，“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
二是充分肯定宗教对文学艺术的积极促进作用。
《释老篇》“唐敬宗宝历二年”条，陈垣以兴福寺沙门文溆俗讲之事，阐述了佛教俗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辅仁版”作“此俗僧也。《通鉴》罕载僧事，文溆何幸而得留名青史乎”。整条仅短短21字，称文溆为“俗僧”。
“科学版”则推翻重作，改扩至150余字，且对文溆推崇备至。
“文溆俗讲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称：‘会昌元年正月，敕开俗讲，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计法师为第一’。而赵璘《因话录》则颇诋毁之，谓：‘文溆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段安节《乐府杂录》则又盛称：‘文溆善吟经，能感动里人。毁誉不同，爱憎各别耳。唐时有曲名‘文溆子’,《乐府杂录》以为乐工黄米饭撰,《碧鸡漫志》引《卢氏杂说》则以为唐文宗制，盖乐工奉上命依文溆声调为之，故名。”
五、结语
《通鉴胡注表微》是民国时期陈垣较为得意的著作，但修订后的“科学版”也令他感到不满和遗憾。1946年3月20日，他致函陈乐素，兴致勃勃地阐述了新发现的关于“六百六年六六翁”的两个“六六”。“一为身之卒后六十六年国土始复，即洪武元年也；二为身之乙酉成书后六六三百六十年，国土又复沦亡，即崇祯之十七年甲申也。此皆偶合，然其数适为六，则奇也。”
所谓“六百六年”，即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所说，胡三省“鉴注”成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成于六百六十年后，“亦在乙酉”。时年陈垣虚岁66，故称“六百六年六六翁”。无论此号为友朋相赠，还是自称，都显示了陈垣对《通鉴胡注表微》的自得之情。
1957年4月15日，陈垣在“科学版”重印后记中说：“这是旧作，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旧作，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阔的言论。”
1958年3月31日，他致信柴德赓说：“《通鉴胡注表微》已重印，略读一过，觉资产阶级气味甚深，时时流露士大夫的臭架子，与无产阶级相距很远，奈何。今寄呈一册，足下能为我仿陆稼书对《战国策》例，著一卷《通鉴胡注表微去毒》否？至所愿也。我想自我批评，因学识、精力来不及，只得借助他山。”
由此可见，他对修订后的“科学版”感到不满，但又力不从心，寄望柴德赓仿陆陇其《战国策去毒》之例撰写《通鉴胡注表微去毒》。柴德赓是能知他“心事”的人，也早在1947年就提到“或许将来有人会做一部‘表微之表微”，却最终没有实现他的愿望。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他得意学生和得力助手的刘乃和也没有完成“《表微》之表微”。正因其“心事”未能大白于世，才使个别似是而非的批评得以流传。
尽管如此，“科学版”的修订则是他经历思想改造，初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站在无产阶级人民立场上，对旧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充分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由旧转新的发展历程。
至于他自称“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为自谦之词，不能信以为真。修订后的《通鉴胡注表微》既是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进行思想改造的初步成果，也是一份以实际行动书写的入党申请书。1959年3月12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以80岁（虚岁）高龄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的夙愿。
正如唐长孺诗所说：
“八十争先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衷。
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花开彻骨红。”
通过《通鉴胡注表微》的修订历程，感悟其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经典价值，学习陈垣“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的自我革命的勇气、追求进步的决心，既是对他诞辰140周年纪念，也是为建党100 周年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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