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物在地平线上刚刚露出一丝端倪，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广泛传播之际，便能洞察其未来的普遍价值。”毛泽东正是具备这种远见卓识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准确预见到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而且在战争后期，他精准把握了反攻的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蒋去哪，我往哪跟”
毛泽东在审视抗日战争的整体局势时，始终立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进入1944年，他对国内抗战形势的基本评估是：尽管日军在正面战场发起了连串攻势，并占领了更多领土，但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日军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在华北、西北等地，日军占领区内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持续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令日军疲于应对，我军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日军的后方已不仅是不稳固，而是正逐步回归到中国人民手中。战争格局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国际形势，毛泽东的分析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陷入极度孤立，而且，这三国的战略资源几乎耗尽，法西斯阵营的败局已定。在此联盟中，日本侵略军在我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日子已指日可待。
1944年，毛泽东延安留影。
毛泽东作出这一战略预判后不久，中国战场的局势便发生了显著转变。1944年，日军实施了“一号作战”计划，并未对四川发动攻势，而是转向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意图打通通往南亚的交通线。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地的大片领土。一时间，日军似乎又在中国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进攻势头。然而，面对这一剧变，毛泽东并未动摇其对战争局势的根本判断，他依然坚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是强弩之末，其占领区域越广，战线越拉越长，其后方空虚之处亦愈发明显。
在1944年4月12日的《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摒弃对国民党抗战的幻想，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在敌后开展战略反攻。中国共产党将肩负起比以往更为沉重的使命，我们必须准备在任何情形下都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面对正面战场的溃败，唯有在敌后战场展开大规模的反攻，才能确保日军保持被动，中国人民保持主动，并迅速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继续抗战，使党、军队及我们的根据地进一步壮大与巩固，正是我们承担“巨大工作”的首要思想与物资准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应着手在大城市与交通枢纽地带争取广大劳动群众与市民的拥护，并准备引导他们的武装起义。此外，他还提出在党的七大上需研讨加强城市工作及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问题。
“需准备20至30个旅，共计15万至20万人，脱离军区编制，将来开赴东北。”毛泽东强调，从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的近期前景来看，东北地位尤为关键。一旦掌握东北，中国革命便有了稳固的基石。目前，我们的基础尚不稳定，因为根据地在经济上仍以手工业为主，缺乏大工业和重工业，地域上也未能连成一片。毛泽东进军东北的战略构想当时已进入筹备阶段，随着日本投降，这一构想迅速变为现实，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44年的那个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向即将南下的部队发表了重要讲话。
“敌进我进”。在“敌进我进”的战术指导下，共产党各部队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在战役中协同作战。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局面迅速打开，成功收复了日军侵占的广大领土。表面上，1944年日军再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实质上，这些领土中的大部分很快便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夺回。日军不仅未能改变其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而消耗了大量兵力，其颓势愈发明显。
正是1944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敌后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战役，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日战争的局势。自此，侵华日军转入了守势，而我军的抗日力量则开始转为进攻。这标志着日军走向彻底失败的转折点。
准备反攻兵力
在1944年，日军整体上陷入战略守势之际，毛泽东果断作出决策，即刻部署共产党力量，准备发起反攻。
毛泽东着手部署反攻兵力，其起点在于两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他首先决意拓展苏浙皖地区的影响力，继而又策划发起对湘粤赣的战略进攻。
发展苏浙皖地区的重要性何在？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洞察：太平洋战争临近尾声，日本必将战败，而胜利的美国将对日作战并在中国登陆，以增强对日军的反攻力度。为此，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若能在苏浙皖广泛开展游击战，将上海和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纳入我军游击战的有效控制范围内，届时美军若向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发动攻势，我军便能够迅速占领杭州、上海、苏州和南京等大城市。鉴于此，毛泽东亲自下令华中局在苏浙皖大力推广游击战，确保沪杭两地及沪杭铁路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在粟裕的率领下，于1944年12月分两路渡江，向东南方向展开攻势。1945年1月，毛泽东批准设立苏浙皖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行动。
1945年2月5日，在长兴槐坎乡温塘村，新四军苏浙军区正式成立的庄重会场。
为何选择挺进湘粤赣？其背后原因在于，日军沿着粤汉铁路南侵，已占领我国众多领土。毛泽东同志预测，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对日军的打击将迫使日军撤退至山东等沿海地带，湘粤赣一带的日军主力届时也将撤退。我军趁机进军湘粤赣，待日军撤离上述区域，便能顺利占领湘粤赣地区。
上述两项具体决策，前者得以顺利落实，而后者则因抗日战争局势的急剧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我党所组织的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并未完全达成。然而，正如毛泽东所预想，这两部分已组织起来的军队，遂成为对日反攻作战中的灵活机动力量。与此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在积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还在此基础上扩充了武装力量。除了足以保卫根据地的部队外，他们还组建了机动部队，以作为对抗日军反攻的预备力量。这些为反攻日军所作的准备力量，最终演变为我党在解放战争期间组建的四个野战军的基础。
相机控制大城市及交通枢纽
在抗击日寇的岁月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在农村地区展开抗日斗争，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随着日军由攻势转为守势，毛泽东的战略视野也随之转向了都市。1944年春，毛泽东明确提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及交通要塞，应作为一项关键的战略目标。在其《学习与时局》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我党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和市民，并策划武装起义的构想，这成为我军夺取这些要地的重要配套策略。毛泽东坚信，日军所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是其在中国赖以生存的核心。一旦中国人民发起战略反攻，若我军能及时占领这些要地，将对日军造成致命打击，加快其败亡的脚步。这无疑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关键一环。而八路军、新四军此时也已具备夺取这些要地的条件。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环抱，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则远在西南和西北，黄河以北几乎不见其精锐部队的身影。因此，毛泽东预见，随着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有望率先攻入这些城市，对日寇给予决定性的一击。这既是共产党领导军队在敌后抗战中坚持不懈的结果，也是共产党争取来的历史机遇。面对这一历史机遇，若我们无法紧紧抓住，必将“在抗战中犯下大错”。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4年6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达成一致共识，并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若不攻克大城市与交通枢纽，难以将日军驱逐出我国。”鉴于此，我们于抗日战争后期，需将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建设视为同等重要的两大战略任务，力争在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应做好与世界形势变迁的配合，一旦时机成熟，即在我军强大的力量和稳固的根据地周边，夺取所有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会议还决定设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决心一经确立，各级党委迅速行动，积极调配八路军、新四军的机动部队，进一步缩小对大城市和交通枢纽的包围圈。同时，着手筹备攻城作战所需物资，并积极演练攻城战术。
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回北方诸多日军占领的县城及关键交通线，固然得益于日军的快速败退，然而更关键的因素在于：在日军溃败之前，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对这些县城和交通要道进行了周密的战略围困。若无这一先决条件，我军难以实现对这些地区的顺利收复。
与日经竞争
“战争不仅是军事与政治的较量，更是经济的角逐。为了击败日本侵略者，我们除了其他一切努力之外，还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经济工作中去。”
在面临与日本的经济竞赛时，毛泽东高度重视解放区工业的发展。他言道：“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凌我国，正是因为我国缺乏强大的工业基础，他们正是看准了我国的落后而肆无忌惮。因此，消除这种落后，成为我们全体国民的共同使命。民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是因为我们顺应了民族和人民的愿望。然而，若我们无法解决经济难题，若我们无法建立起新型工业，若我们无法提升生产力，民众便未必会继续支持我们。因此，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必须深入学习经济工作。”待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立起一定的工业基础，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不断攀升，而日本因侵华战争导致经济不断恶化，战略资源逐渐枯竭之际，中国人民在反攻中，将迅速击败日本侵略者。
随着抗日战争步入反攻的关键时期，农村经济工作亦显得尤为关键。毛泽东坚信，若我国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经济得以维系并进一步壮大，则即便日军战线绵长、物资补给遭遇困境，我方在经济上亦能略胜一筹。届时，我军与日本侵略者的决战将迅速走向胜利。为此，毛泽东不仅强调共产党需动员民众、组织与发展生产，更提出根据地内的部队与机关亦应参与生产活动。他特别推崇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模式，呼吁大家借鉴这一经验，以期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指导局部反攻
1944年岁末，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攻，使得法西斯国家愈发陷入困境。毛泽东同志预测，法西斯德国将于次年被击溃，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也将土崩瓦解，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败局已定，其失败之期亦指日可待。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唯一使命，便是与盟友携手共进，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
然而，国民党所负责的正面战场，依旧陷于守势。为了保留自身实力，国民党军队不敢发起对日军的反攻。因此，日军得以在其占领区域内维持统治，其侵华的势力并未有所削弱。
随着日本侵略者即将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如何布局战略？1944年年末，毛泽东提出，当前我们须对日敌实施局部反击。他在12月15日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强调，1945年将是抗日战争进一步扩大的一年。全国人民期盼着解放区能拯救祖国，而我们同样怀揣着坚定的决心与勇气。在总体战略部署中，我们将对日军实施局部反击作战。在毛泽东的统筹安排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积极对日敌进行局部反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动出击，通过广泛的游击战，消灭了大量日军，摧毁了其在华北和华中农村的众多据点，使得华北、华中日军控制的各大城市均陷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圈。在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增至91万，民兵增至22万，19块抗日根据地中，多数可实现相互支援、相互呼应，根据地人口接近1亿。
1944年，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的练兵比赛大会上共襄盛举。
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华北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局部反攻，使得侵略我国之日军整体上陷入了被分割与包围的困境。日军自此丧失了实施“扫荡”与“围攻”的能力，不得不退守于大城市及寥寥数个据点之中，实则陷入了待歼的绝境。
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华北与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不仅有效抵御了日军的局部反攻，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鉴于日军迫切需要巩固其在华北、华中的既得城池和据点，不得不将大量兵力从正面战场抽调回华北、华中，此举使得日军放弃了针对正面战场的全面军事攻势。国民党军队得以摆脱节节败退的困境，在稳固现有阵地的同时，亦开始派出部分兵力对日军实施局部反击。
在1945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实际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局部反攻。其中，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华北、华中地区局部大反攻，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华北、华中地区的局部大反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对日局部大反攻，将原本的局部作战升级为全国规模的全面反攻。其次，华北、华中地区的局部大反攻，彻底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格局，使日军在总体上陷入被动挨打、等待被歼灭的境地。最后，这两个地区的局部大反攻，直击日军的要害。日军侵占中国内地后，其战略支撑点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中，尤其是华北、华中各大城市，为侵华日军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驻守在这些大城市中的日军，构成了日军的战略总后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华北、华中地区发起局部大反攻，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要害，动摇了其“根基”，促成了侵华日军总败退的态势，对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国反攻日军
1945年5月8日，苏联红军成功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政权宣布无条件投降。尽管侵华日军仍在顽强抵抗，但它们已被我军分割包围于各大中城市和据点之中。自1945年起，日军未曾再发起过有力的攻势作战。军中厌战情绪亦日益蔓延。我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曙光已近在眼前。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届时，中国将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光明的道路，一条是黑暗的道路。两种中国的命运：光明的命运，黑暗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以赴，争取光明的未来与命运，抵制那另一种黑暗的前途与命运。
然而，当下的首要职责，仍在于最终击败日本侵略势力。对此，毛泽东于1945年5月作出预测，认为日本可能在次年崩溃，但在其倒台之前，有可能将所有兵力撤至华北，亦或集结20至30个旅团进攻大城市。基于这一预估，毛泽东作出决策，在持续对华北、华中日军实施局部反攻的同时，亦需准备发起针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八路军、新四军需集中兵力，对华北、华中地区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展开攻势。
正当毛泽东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对日军发起大规模反攻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即刻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接连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抵抗意志，促使日本政局发生动摇。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提前向中国东北出兵，成功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主力，使日本失去了侵华的根本力量。面对对日作战形势的急剧恶化，毛泽东果断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对日军实施全面反攻，带动全国对日军发起全面而大规模的反攻。他强调，苏联的参战标志着抗日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我们的任务包括四项：协同作战，防止内战，集中力量，进行国共谈判。协同作战，即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具体细节需待战争进展而定。对于日军，我们应广泛展开进攻，这与防止内战密切相关。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应大胆进行，这并非冒险主义，而应学习大规模作战。若在战略上过于保守，将犯下错误。当然，在战役上需谨慎行事，能攻克的就攻，绝不可坐视不管。毛泽东预见到，日本侵略军在投降时可能会将大城市交给蒋介石，而不会交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他明确表示，这种交防我们难以阻止，因此，我们必须务实，八路军、新四军仍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即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由蒋介石接管，而八路军、新四军则致力于左右两翼，即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在这些地方展开。毛泽东这一战略决策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这种着眼于全局、不公开划分接收范围的方式，可以避免国共两党在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时分裂，防止内部冲突，既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实施最后的全面反攻，又让国民党军队有反攻的机会，从而确保中国人民最终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这样，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敌的大规模反攻，带动了全国对日的大规模反攻，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我八路军、新四军占领了除大城市之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使共产党领导的原有抗日根据地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在农村保持和发展，总体上，共产党仍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这样，在抗战胜利后，我党不仅有制止内战、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实际力量，而且如果蒋介石再次向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共产党也有自卫和反击的基本条件。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演讲。
尽管毛泽东预见到，“美国对蒋介石的依赖是必然的，我与美蒋的纠葛将持续一段时日，内战的隐患将随着日本的败亡而加剧，”然而，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依然竭尽全力捍卫抗战的整体利益，积极推动联合政府的建立，强化团结，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奋斗。
苏联对日宣战的翌日，即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声明称：鉴于苏联对日宣战，我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的时刻已然到来，我国所有抗日力量应发起全国性的反攻。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布指令，要求立即集结所有力量，对敌伪军实施全面攻势，扩大解放区，并做好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夺取关键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游击队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众，迅速投身于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反攻之中，迅速收复了广大国土。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数十年光阴流转，日本一位专注于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以及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学者新岛淳良，以客观之姿评价道：在中国，毛泽东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了持久战的总体战略，而且在战略反攻阶段对中日战争做出的贡献，尤为显著。
股票配资门户网登录,金致配资,股票配资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